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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真,所以不可忽视。首先是“档案”的真伪。罗氏用以佐证“他杀”的根据是来自“中央档案”,并煞有介事地列出了这几份“档案”: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1978.7—006612号;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.4—00174号;中共中央档案局1980.4—009014号;中共中央办公厅1980.9—00797号,皆为“顶级”。且不说有关“文革”的绝密档案当时并没有解密,即便“开禁”,国内研究者非经批准恐怕也难以看到,更何况一个香港的普通记者,而且一下子得到4份之多!值得注意的是,罗氏并未说明获取这些文件的渠道,也没有档案原件的图影为证,不免令人生疑。据一位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并亲自编制过档案的人士说,中央机关的档案,除了正式的中央红头文件是按时间用中发(年)字排号外,其他的中央文件特别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文件,其编号中均应有部门类别(如中办、中纪、中组、中宣等)与体裁等标记。而罗冰文中所列的中央文件没有依照特定的格式和编号,显得不伦不类,这是不合规范的。其次是涉及的内容。任何真实的档案,其内容必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、人物、制度等情节切合,情节的真实是检验档案真伪的重要标准。情节不真实的档案,无论它编造得如何生动,都是没有历史价值的伪品。那么,罗冰在“密档”中编织了多少骇人听闻的情节呢?所谓“中共中央档案局档案”声称是汪东兴的笔录,其中写道:“我接主席指示,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,不要走到反的一方,不能自拔。5月23日上午10时,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,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,问他有什么想法……当时气氛激烈,内卫朱国华失控,朝田家英开了一枪。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,田家英已死,随即向主席、总理作了报告……”所谓“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”称:“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,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,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。枪声惊动了警卫。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,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,证实田家英已死。”所谓“中办档案”的记载更离奇:“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,在1978年7月,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。汪东兴说: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,我暗示内卫下手的,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,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。(毛)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……”几件档案,几种说法:田家英死于用手枪自杀、内卫失控误杀、汪东兴下令射杀,唯在田家英因枪击而死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,而且“枪声惊动了警卫”。有知情者描述,乾隆御笔“永福堂”,地处中南海的核心部位,几十步外就是西楼办公区,永福堂的西门就斜对着西楼办公区东入口的高台阶,这里就有一个哨位;而且,与永福堂相邻不远就是陆定一、胡乔木、董必武等人居住的院子。如果永福堂内真有一声枪响,必然惊动这些地方,那么田家英之死马上就将不是秘密,而且所有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。据当时到达现场的目击者后来证实,田家英身上既无枪伤,也没有发现任何血迹,中办更不存在一个叫朱国华的内卫。因此可以肯定,那天上午,中南海永福堂内没有“枪声”。“档案”都指向一个关键人物汪东兴。如果是汪东兴“暗示内卫下手”,则汪无疑成为杀人凶犯主谋,可至今尚未听说追究他的刑事责任;况且以汪东兴的政治阅历,他能做出这样的事吗?而事实上,汪东兴那天上午并没有到过出事现场。据查,1966年5月23日上午,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,决定:(一)停止彭真同志、罗瑞卿同志、陆定一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,杨尚昆同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,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。(二)撤消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、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,决定成立审查组,审查问题。(三)决定叶剑英同志任中央军委秘书长。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在京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委员和直属机关、各部委负责人。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警卫和服务人员证实: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一早就在中央开会的现场,一上午都没有离开。汪东兴难道有分身术,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在两个距离七八公里的空间?“秘密档案”制造者的杰作,只需“没有作案时间”这一条简单的侦查法则,就可以完全否定。可是,后来情况表明,那时的确有人到过中南海永福堂,且不止一人……田家英一案之所以显得扑朔迷离,首先在于境外别有用心的人妖言惑众,造出一个另类版本,掩盖了事实真相;其次是关涉部门和个人,没有对这种杜撰行为作出任何回应,这就难免不让人相信,以致谬种流传;还有一个原因——据当年曾亲自参与处理这一案件的戚本禹分析:国内有几个亦应为此案负历史责任的人,却为掩饰与其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东西,不断在胡编乱造。他们出于个人目的,一会儿把田家英描绘成“魔鬼”,一会儿又将他说成“圣人”。其实“田家英不是魔鬼,也不是圣人,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”。“篡改主席指示”田家英本名曾正昌,1922年1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。他3岁丧父,12岁丧母,以“走遍天下路,读尽世上书”为座右铭刻苦学习,很早就向报刊投稿,发表诗歌、散文和评论,“田家英”成了他的笔名。他在报纸上曾与一姓刘的教授论战并大获全胜,令川中人刮目相看,被称为有“过目不忘”之才的“神童”。1937年,田家英因参加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,在地下党安排下奔赴延安,进陕北公学学习,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注意,是他在1942年1月8日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的杂文《从侯方域说起》,谈的是明末清初文人侯方域抨击阉党、针砭时弊的斗争精神。毛泽东从这篇文风老辣的文章中,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,就向人了解田家英的情况。1946年,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时,中文基础较差,毛泽东便让与自己长子同岁的田家英,在工作之余来当儿子的文史教员。1948年,老秘书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新秘书。自此,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,担任政治秘书18年之久。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,细致干练,深得毛泽东的倚重。他的存折、稿费、印章等都交给田家英管理。在处理群众来信时,重要信件送毛泽东批阅,并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重抄一遍再寄出去,使许多珍贵资料得以保存。毛泽东写完诗词后,有时觉得写得不好就会随手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。田家英总是把这些“废纸”捡起来,时间一长就积累了不少。1963年,在为毛主席编辑《毛泽东诗词》一书时,田家英拿出从字纸篓里捡回的一首诗给毛泽东看,毛泽东看到这件十几年前的旧作,哈哈大笑:“嗬,我还写过这么一首诗!现在看写得还可以,收进去吧。”这首诗便是后来家喻户晓的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。田家英对于古诗词的鉴赏力让毛泽东视为知音,他们常常切磋;有时毛泽东忘记某个作者或某句话的出处,也写信请田家英帮助查找。毛泽东致田家英的亲笔书信多达25封。熟悉毛泽东著作的田家英参加了《毛泽东选集》的编辑工作,并担任1—4卷987条注释的主编。从选定文章到撰写注释,直至校对、印刷,他都不分巨细,一丝不苟。这样,四卷雄文终于在1960年9月全部出齐。1964年,田家英建议出版适合农村干部、一般干部和解放军战士阅读的普及本,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,并由田家英主持编辑出版了《毛泽东著作选读》3种版本。田家英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。田家英更多的是起草电文和讲话稿,从上世纪50年代后,毛泽东的大小文稿,大多出自田家英之手,曾有毛泽东“笔魂”之誉。1956年9月,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,毛泽东要致开幕词。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,毛泽东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,没有采用。开会日期很近了,毛泽东要田家英重新起草一个讲话稿,“写得短些,有力些”。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了出来。开会那天,毛泽东总共才有两千来字的开幕词,竟被34次热烈掌声打断。其中的华彩段落成为警句:“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,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。虚心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,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。”会议休息的时候,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,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,鼓舞人心,写得好。毛泽东很坦诚地说:“这不是我写的,是一个少壮派,此人叫田家英,是我的秘书。”田家英是自学成才的一个典范。他因在文史和理论方面的极深造诣,担任了《红旗》杂志常务编委、中共党史编委会委员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,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、中央办公厅、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等要职。毛泽东十分关心田家英的读书学习,曾经叮嘱他“如有时间,可一阅班固的《贾谊传》”。毛泽东佩服这位英年早逝的西汉大儒,说贾谊“年少峥嵘屈贾才”,也希望自己年轻的秘书能够像贾谊那样发挥自己的才华,做一个有骨气、有创见的人。田家英牢记主席的教诲,曾作一首诗曰:“十年京兆一书生,爱书爱字不爱名。一饭膏粱颇不薄,惭愧万家百姓心。”然而书生的道德观念,使他选择了一种充满危险的行为方式——犯颜直谏,从不迷信盲从。由此也为他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。1959年春,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,发现干部谎报“亩产3万斤”,他顶住压力,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标征购,为此还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发生冲突,后经毛泽东的说和才缓和了矛盾。田家英曾说:“如果可能从头再来,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。”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。在当年的庐山会议上,田家英同情彭德怀,曾给张闻天打电话,婉转地透露了“上面”对彭德怀意见书的不同看法,劝张闻天发言时要注意,“有些问题就别讲了”。田家英并对人说,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,准备向“主公”提3条意见:一是能治天下,不能治左右;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;三是听不得批评,别人很难进言。这些事惹怒毛泽东,曾被立案审查。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,毛泽东点名批评田家英,说他不去修改《农业六十条》,反而赞成包产到户。这是田家英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重大挫折,从此很少再起草文件。田家英的书生气和正直秉性,在关于《海瑞罢官》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当时江青向毛泽东提出,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有问题,要进行批判。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《海瑞罢官》剧本,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。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,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,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,吴晗写了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贤臣,他看不出《海瑞罢官》有什么阴谋。1965年11月,姚文元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文章发表后,田家英对这样的批判不以为然,而毛泽东却很赞赏。田家英忍不住对毛泽东说:“主席,希望您能多听一些不同意见,亲贤臣,远小人……”毛泽东笑容顿敛:“噢,这么说我已经听不得反对意见了?”田说:“不是这个意思,我只是提醒主席。”毛泽东道:“听你口气,贤臣起码算你一个,还有彭德怀、杨尚昆、罗瑞卿,吴晗算不算?”田家英听了,低头不语,独自吞下“主公”盛怒带给他的苦果。同年12月21日,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、艾思奇、胡绳、关锋、田家英五“秀才”开会,讨论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问题。其间毛泽东谈到姚文元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和戚本禹的《为革命而研究历史》这两篇文章,“戚本禹的文章很好,我看了3遍,缺点是没有点名。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,对戏剧界、历史界、哲学界震动很大,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。《海瑞罢官》的要害是‘罢官’。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,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,彭德怀也是‘海瑞’。”陈伯达当即给江青打电话报告了这一喜讯。但当关锋将整理好的纪要交给田家英再次修整时,田认为这段话与讨论的议题关系不大,就删去了。关锋将此事向江青告了密。江青骂田家英“老右倾”,于是给他安了一个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:“篡改毛主席指示!”她和陈伯达还专门呈交毛泽东一份报告,要求处理田家英。风暴前的中国政治舞台上,已是雷声滚滚。田家英的悲剧命运,不可避免地到来了。“三人小组”来到永福堂1966年3月,田家英列席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,本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,毛挥挥手说:“我都知道了,我问你,彭真同志批发我的同陈伯达、艾思奇五同志的谈话是不是你整理的?”田说是的,毛冷笑道:“整理得很好,就是漏掉了关键一句。杨尚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(即所谓中南海“秘密录音”事件)你知道吗?”田回答不知,毛沉下脸说:“我料定你会这么回答,好了,你回北京去吧,今后我不找你,你也不要来见我。”从此田家英坐了“冷板凳”。《五一六通知》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后,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,负责审查彭真、陆定一、杨尚昆3人的问题,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,由林彪负责。此时,由陈伯达、江青呈送毛泽东的“田家英删掉主席批判《海瑞罢官》指示”的信件和公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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